本文转自【人民日报】；
走进湖北省博物馆曾侯乙展厅，一套恢弘大气的青铜编钟陈列其中。湖北省博物馆馆标采用曾侯乙编钟造型，展现礼乐文明源远流长、荆楚文化绵延不绝。
记者：在众多馆藏国宝之中，为何选定曾侯乙编钟作为湖北省博物馆的馆标原型？
张晓云：曾侯乙编钟（见图，任勇摄）1978年出土于湖北随县的曾侯乙墓，这套编钟是迄今发现的规模最大、保存最完好的一组编钟，记录了2400多年前中国古代的音乐实践和音乐理论。1988年11月，为总结曾侯乙编钟研究成果，弘扬中华文化，促进中外文化交流，湖北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、湖北省博物馆、武汉音乐学院联合举办“中国古代科学文化国际交流·曾侯乙编钟专题”国际学术会议，来自国内外的60多名专家学者参加，为学界贡献了丰富的学术成果。湖北省博物馆馆标即取自本次会议会标，由当时在馆工作的雕塑家傅中望设计，寓意为“编钟震惊全世界”，此后沿用至今。
记者：曾侯乙编钟在铸造工艺、器型、铭文等方面，有哪些特点和成就？
张晓云：曾侯乙编钟与大量乐律铭文证实，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，“一钟双音”制造技术已炉火纯青；用此技术铸制的乐钟音域超过5个八度，高、中、低音区中间部分半音列完备，可以旋宫转调，具有良好的音乐表现性能。编钟展示了迄今所知最完整的周代乐音系列及其乐律称谓体系，不但证实了先秦文献中某些记载的真实性，也补充了大量失传的音乐知识和实践。钟体装饰有人、兽、龙、鸟、花和几何形纹。精细、贴切、生动、绮丽的钟体纹饰，与颇具美感和装饰效果的铭文相映成趣，章法严谨、行笔流畅。编钟及同墓青铜器表明，早在2400多年前，中国已发明红铜纹样铸镶法，组合浑铸、分铸技术均有突破，冶金和青铜铸造技艺居于同时代世界领先水平。
记者：曾侯乙编钟去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《世界记忆名录》。这套编钟在世界音乐史上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和价值？
张晓云：编钟的铭文是目前已知的先秦中国官方音乐理论文献，提供了大量此前不为人知的音律定义和术语，不少术语来自曾国、楚国及周王朝，是当时诸侯国文化交流的结果。铭文中的“浊姑洗”“吕钟”“浊坪皇”“坪皇”等表明，当时已存在十二律体系，该系统正是以“一钟双音”中的三度音程产生的；音高设计以五声为基础，并有七音体系，体现了丰富的音乐内容和先进的音乐水准。编钟的乐音与铭文对应，是现存最早展示音乐数理关系的出土文献，这种对应关系表明当时人们对乐音关系已形成理性认识。与早于它的西周青铜钟铭文多歌颂贵族祖先功德不同，曾侯乙编钟铭文除记事、编号等少数例外，几乎完全聚焦于音乐主题——每个钟乐音的名称、在不同调中的位置和音程关系。这种独特之处使我们认识到，这套编钟不仅是古代乐器，更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化遗产。
记者：这样一套礼乐重器，当年是如何被发现并入藏博物馆的？
张晓云：1977年9月，武汉军区某单位在湖北随县城郊扩建厂房时，偶然发现一座巨型岩坑竖穴木椁墓。经报请国家文物局批准，次年5月11日正式发掘。中室以陈列礼乐器为主，出土全套青铜编钟共65件，另有石编磬、建鼓等乐器及青铜礼器。四室清理后人们认识到，曾侯乙墓完整模拟了一位国君的宫殿：中室是“宴乐大厅”，东室为墓主人长眠的“寝宫”，西室、北室则如“西厢”与“武库”。据下层镈钟铭文，此钟为楚惠王五十六年（公元前433年）赠予曾侯乙。当时随县没有博物馆，按照湖北省委要求，考古队将编钟等出土文物运往武汉，由湖北省博物馆集中保存。
记者：编钟音乐会已成为湖北省博物馆的标志性演出。在编钟研究复制、编钟IP活化、礼乐文化普及等方面，馆方依托这套“馆标文物”做了哪些探索？
张晓云：我馆以编钟研究院为平台推进编钟理论研究，并联合高校与科研机构完成多套1∶1高精度复制件，在形制、纹饰、音准、音色上与原件吻合度高，既满足馆内日常演奏需求，也为国内外多家机构提供展演用钟。
以复制件演奏为核心组建的编钟乐团，定位为博物馆陈列展览的延伸，以音乐、舞蹈的艺术形式面向观众，自1987年成立以来，建立起“常演—特演—外演”三级展演体系；乐团演出的编钟乐舞以考古依据为纲，在乐器配置、演奏技法和楚舞演绎上，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。2025年，乐团开展线下演出1330场，接待观众约47万人次；还推出编钟演出直播、研发H5手机编钟演奏小程序，打破时空限制实现广泛传播，并联合腾讯互娱开展复制件数字化音频采样、建立数据库，让这件“有声文物”永久留存，采样音源用于音乐制作、嵌入音乐游戏，让曾侯乙编钟变得可视、可听、可奏。
（张晓云为湖北省博物馆馆长，本报记者范昊天采访整理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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